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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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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音乐永恒
朱践耳先生走了!
出远门前,他已将身后事,一一嘱托老伴舒群:“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举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遗体捐献医学院。”这寥寥数语的“讣告”,昭示了践耳先生的澄明之境,世间的一切生死荣辱,顿作一缕清风,飘忽而逝。
这个世界,许多生灵忙着来,许多亡灵忙着去,来的原来都没有名字,去的,能留下名字的也只是极少数。可人们相信,音乐史上,一定会留下践耳先生的名字。
斯人已远去,音容存记忆,音乐却永恒。践耳先生的音乐遗产,成了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活在人们心中。他的作品,有口皆碑的艺品与人品,已化作一座无言的墓碑。
还有什么比音乐活在人们心里更好的纪念?
1 “在中国作曲家中,朱践耳留下这么多优秀作品,无人能出其右。”这是指挥演出并录制了朱践耳所有交响作品的陈燮阳对他的评价。在音乐界,践耳先生的音乐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了真诚的认可。
七十年的创作生涯,践耳先生创作了大量作品,题材涉猎非常广泛。在每个重要音乐领域,他都留下了成功的记录。如管弦乐《节日序曲》、交响合唱组曲《英雄的诗篇》《交响幻想曲》《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唢呐协奏曲《天乐》、民乐合奏《翻身的日子》、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清晰的记忆》及电影音乐《在烈火中永生》等。尤其是在60岁后的20年间,践耳先生天马行空,“创作荷尔蒙”再度喷发,完成了创作上的转型,写出了10部交响曲。
中国有庞大的作曲家群体,可真正的交响乐作曲家屈指可数。践耳先生是这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一个音乐人要在美学观念、历史人文观与现代及先锋作曲技法上,实现极富挑战的自我跨越,已实属不易;践耳先生以逾花甲之年作这样的跨越,更令人钦佩。虽然我们在交响乐领域迄今还没出现国际公认的音乐大师,但践耳先生是改变中国乐坛现状的先驱者之一。
国际同行曾批评中国作曲家,“只借用了西方交响乐的空壳,而没有掌握内在的逻辑与和声的本质,说他们没有领会交响艺术的精髓并不过分”。说白了,就是交响思维仍停留在肤浅的单线条平面思维中。
践耳先生不然。他将中国元素合理巧妙地消化、吸收、拆解、创新,并用浪漫乐派、现代乐派乃至先锋派的西方音乐技法,使之成为一种国际音乐语言。这种独特音乐语言,与当今中国的主流音乐有所不同,音乐中丰富的情感表达,都来自他对民间音乐的汲取和研究。这位旋律大师,在配器、音乐调色方面,有着独到的功力。
践耳先生思维前卫,他怀着极大兴趣,做各种新的尝试,寻找新的突破。“不断修正以往不足,将它转化为进一步的新探索,使每一部新作都成为一个新的自我”。
面对俄罗斯民族乐派成功地将本国音乐推向世界的经验,践耳先生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今天中国怎么做”这一命题,即一个非西方血统的作曲家,如何在利用西方音乐语言创作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和文化的个性,建立自己的音乐风格。践耳先生称之为“慎终追远”。
“六十岁学吹打”,却创造了音乐史上一个传奇。他完成了创作上的美学转型,从传统乐派跨入了现代乐派行列;在交响乐的创作理念、母语运用与现代及先锋技法结合上,他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和鲜明的民族气质的一代大家。他为中国乐界,提供了一部鲜活的音乐教科书。
2 音乐家这个群体中,有人行为乖张,随心而为;有人张狂傲慢,喜怒无常;有人目空一切,不近人情。其音乐中所表现出高尚人格力量,与现实中的人性人格,完全两码事。而践耳先生不“奇葩”,不另类,是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他一生谦卑低调,与世无争,也不善于自我包装与推销。他从不恃才傲物、唯我独尊。
践耳先生九十岁那年,我到瑞金南路他家拜访。见我到来,耄耋老者才缓身离开了书桌。那段时间,他终日伏案,一笔一画在爬格子。“我的时间不多了,正在写创作回忆录呢!”他拿起厚厚一叠书稿对我说。
我很惊诧。风烛残年了,生命依旧在燃烧。我问他为何不找个助手,践耳先生叹了口气,难哪,这个人必须是懂我音乐,喜欢我音乐的人。孰料几年后,践耳先生就托陈燮阳转赠与我《创作回忆录》签名本。我深为感慨,践耳先生留下的不是书,而是七十年的创作思想。
在《创作回忆录》中,我看到他从灵魂深处,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己趋时跟风,裹挟进滚滚浊浪中,变成一台音符打字机。”“我反思这一生,则是从革命梦和交响梦之间,不断地来回徘徊,相互交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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