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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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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这篇文章对中国制造的讨论开始于对中国富豪榜的评价。当时2014年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发布不久，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分别处在富豪榜前三位。郎咸平不禁追问：在过去30年中，强大的加工贸易为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立下汗马功劳，但为何制造业出不了首富呢？
中国制造业的3大可悲之处
2015年初，胡润富豪排行榜做出了回答。当时清洁能源公司汉能董事局主席李河君以1600亿美元力压王健林和马云，登上中国首富宝座。脱离加工贸易的新领域似乎在证明中国制造的新阶段。然而，三个月后，汉能股市遭遇腰斩、市值蒸发千亿，李河君的“百日首富”宣告终结。
股市中的跌宕起伏原属常态（或者反映出非实体经济的虚幻性），令人惊惧的是其仿佛成为中国制造危机这一大序曲中的一个音节。在这篇文章中，郎咸平历数了中国制造三个层次的可悲之处——第一，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低端位置；第二，2008年后这种比较优势难以为继，流向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开始；第三，转型升级谈了近十年，至今几乎毫无建树。
在这篇文章出版后的近一年内，中国制造的环境发生了至少观念上的重要变化——比如，《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展现出中央政府对于制造业的重视和想象，也当视为对德国“工业4.0”、美国“再工业化”的回应。但是，中国制造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改观，“前有压制，后有追兵”，“世界工厂”的工厂正在搬走。尽管这篇文章更关注B2C的层面，但对整个制造业产业皆有一定启迪。
中国制造成本不再“廉价”
成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是什么？网络给出的答案基本都是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包括廉价劳动力、土地、能源等成本。但如今，这些优势基本已经荡然无存。
人口成本持平美国
惠普和富士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开了一家工厂，在当地雇用了1300人。这些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是1250美元/月。当地聘请的技术管理人员月薪也不过2500美元。富士康目前在大陆的用工月薪，以郑州工厂为例为3600元/月，是当地最低工资的近3倍；此外还需负担工人五险一金的费用，加总起码要花5000元。考虑到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成本，中美的劳动力成本相差无几。从2012年起，富士康等公司将大陆工厂向西部搬迁来降低用工成本，正说明我们在用工成本上的优势正逐渐消失。
能源、地租等优势彻底消失
先看用电成本，中国工业用电一度1元左右，美国是我们的一半；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7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5～2倍。土地成本，中国全国平均工业用地102美元/平方米左右，美国中西部只有13～20美元/平方米；具体到一线城市，旧金山业用地成本只要46美元/平方米，上海180美元/平方米、深圳210美元/平方米。如果中国在人工成本上的优势还只是被美国拉近了的话，你会发现其他成本优势已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且综合成本很有可能高出美国。
综合营商环境位列全球中下游
营商环境是指本土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时遇到的企业开放、经营、履约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规，以及要遵循法律法规耗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在189个国家里排名96位。（根据最新发布的《2015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排名上升至90位，新加坡蝉联榜首）
排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完全没有做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管得太多了。2013年两会，一位企业家抛出一张项目审批需经历的“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799个审批工作日。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政府行政审批简化的改革，但仅收回行政机构的某项审批权限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改革让政府部门真正为企业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目前除宪法外，中国有现行法律239件、行政法规714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8921件。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可能按照被赋予的行政权力为自己制定出其他的行政审批权力，然后继续产生**和企业营商环境恶化的问题。
再看中国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成本，目前中国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维持着全球较高的利率水平。而且，中国商业银行基本具有官方背景，在选择借贷对象时往往很难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把钱贷给更有偿付能力的企业，而是很容易受地方政府的影响把钱贷给国企、地方性大企业。因此，中小企业即大多数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达20%-50%，而美国的数据是10%；大型企业融资成本是6.5%，美国是2%左右。所以从融资成本上看，美国都比我们低得多。
中国曾经用来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比美国高；一直被诟病的中国法制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那些在中国建立工厂的外企，还有什么理由非要留在中国继续经营？
“出逃”的工厂都去哪儿了？
美国企业：受奥巴马新政影响回流
目前很多美国公司，比如苹果、通用电气、陶氏化学、卡特彼勒、大众汽车、福特汽车，在考虑成本等原因后将部分生产线迁回了美国。多份报告印证了这一判断：2011年BCG报告称，“在至2015年前后北美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在美国某些地区生产成本将与在中国制造不相上下，这种前提或将促使家电等制造行业回流美国”；Accenture报告显示，“受访的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奥巴马新政是美国跨国公司回流的重要背景。2011年，受迫于美国高失业率的压力，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向奥巴马提交了一份《确保美国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的报告，明确说明“制造业回流美国能够带动就业”，并提出设立“先进制造业”。根据建议，奥巴马政府在俄亥俄州等地建立“制造业创新中心”，希望透过技术创新引导高端制造业重回本土。其结果明显：根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2014年发布报告，2010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增加30%，制造业创造了64.6万个就业岗位，为199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另外，美国政府不仅希望把美国企业的高端制造工厂迁回本土，还打上了低附加值就业岗位的主意。2013年，奥巴马第二任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称，“要让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大力振兴属于传统强项的高端制造业，尽可能夯实中端制造业，同时不放弃纺织、玩具等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消费品生产”。
比东南亚更危险的墨西哥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四小龙”开始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凭借低廉的生产成本和政府开出的优惠政策，吸引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形成了“世界工厂”。20年后这一历史正在重演：中国的生产成本不可避免地不断上涨，越南、印度这些国家的成本优势逐渐显露，我们开始面对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现实。
相对于东南亚国家，中国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对手——墨西哥。墨西哥不仅吸引到西门子、克莱斯勒等跨国公司，还悄然无声地“突袭”了中国对美洲的出口额度乃至全球订单。2009年，中国商品占美国制成品进口额29.3%，201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6.4%；2009年墨西哥商品占美国制成品进口额11%，2012年上升到14.2%。我们失去的美国订单几乎都被墨西哥抢去。根据《金融时报》，墨西哥制造出口曾落后中国10年之久，但在2008年、2009年之后已占据上风——“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很可能是结构性和可持续的”。
墨西哥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第一，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墨西哥已和44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超过中国的两倍。第二，墨西哥地理位置靠近美国，物流成本非常低。第三，墨西哥有中国所没有的人口红利。1.2亿人口中有一半在29岁以下，且墨西哥从事制造业的本科生比例非常高（0.08%）。第四，墨西哥的用工成本只有中国的一半，尽管10年前用工成本是中国的三倍。目前，墨西哥的出口额已超过所有拉美国家的总和。
归结起来，中国制造业当下的处境相当尴尬，完全是“前有狼，后有虎”，而且还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跨入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行列，否则一旦在产业结构升级之前先被夺走了低端制造，就很有可能落入“世界工厂”没有“工厂”的境地。
结构升级十年却毫无建树？
早在十年前，我们的转型升级已经开始，政府也有了相关意识。但是，政府和企业在转型升级时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
谁说劳动密集型产业无可取之处？
我个人从不反对产业升级转型，因为中国的确需要高科技和资本密集产业，但是反对的是根据表面现象做出的决策。谁说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毛利率一定低？这是谬误。
以美国玩具公司美泰为例，近些年的毛利率超过40%，与技术密集型的芯片企业毛利率相当。这是由于，美泰只负责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六大环节，而将附加值低的玩具制造交由中国工厂来做，从而掌握了玩具大部分的利润。
目前地方政府仅看到玩具加工环节利润少，便将整个玩具产业定性为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时放弃了玩具产业。其它加工贸易工厂都是如此，而不是发展“6+1”产业链的六个环节。很少有地方政府能够清晰透过现象看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本质；部分企业即便有搞研发的想法，也少有魄力和财力去发展全产业链。
另一种转型升级的谬论是，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彻底抛弃了原来的加工生产线，再花大价钱从国外买一条全新的生产线，认为这就是产业升级转型。这种谬论更为可笑。
外资公司“斩首”中国制造企业
伴随中国加入WTO、国际贸易大门的打开，与国际知名国企展开资本合作、改善技术和管理缺陷成为一种思路。但其实，这种思路往往是与虎谋皮。
案例：徐工退出卡特彼勒
1994年，卡特彼勒公司（建筑工程机械和采矿设备、柴油和天然气发动机、工业燃气轮机全球领先企业）进入中国近20年却无法打开市场，试图采取与中企合作的方式；同时，国内大型工程机械国企徐工打算“以市场换技术”。双方一拍即合组建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主营液压挖掘机，徐工和卡特彼勒股份比例为40:60。
该公司运营伊始，卡特彼勒采取缓兵之计，称公司在中国市场取得更强地位后再谈技术的事。工厂建立前三年，卡特彼勒因不断出口零件在中国赚取高额利润，合资公司却接连亏损。1997年，卡特彼勒在合资工厂亏损情形下要求追加第二期投资，恰逢徐工无钱可投，最终被迫卖出24.4%的股份，使卡特彼勒以85%的股份取得控制权。此后10年间，徐工根据合同无法生产高利润挖掘机以防同业竞争，而被卡特彼勒控制的合资公司占领了中国高利润挖掘机市场。徐工丢了市场，核心技术却一点没能拿到。
这种案例还有很多。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列的多半是外资或合资企业。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后，有21个被外资控制多数资产，即外资是最大的股东。
在思考怎么做之前，应当清楚怎么想。如今中国制造应当不止于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应该进入体验经济的时代。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重心、以商品为素材、为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感受。传统经济注重产品的功能强大、外形美观、价格优势，但如今的趋势则从生活和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为产品找到新的生存价值和空间。我们应清楚认识到问题的实质，避免曾经犯过的错误，否则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将是无稽之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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